任弼时子女11月末，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新增的医保谈判药品集中采购清单，共涉及150个药品，包括119个新增谈判药品和31个续约谈判药品。其中119个新增谈判药品谈成70个，价格平均下降60.7%。而央视新闻所报道的一段浙江医保局官员与药企代表谈判议价的过程，被全程视频记录并公放，获得的一致赞许。 其实，医保药品集中采购的药品价格是不是最低，并不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与药企谈判议价过程能够公开、透明，接受监督。 在中国，医生卖药，以药养医（医院），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已经成为行业惯例，即使在很多发达国家也是一样，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势有所不同。由此所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重复医疗、过度医疗、超量用药等非合理的医疗现象普遍存在，频繁发生。最终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就医难、就医贵，医疗服务的效率不高，医患关系紧张。 前些年，就曾讨论过医院药品平价销售，增加挂号费、医生诊疗费，还做过几个医院的试点，但后来的反对声很大。因为患者认为，药品是给报销的，而且报销比例很高，所以药价降不降的不是最重要。但挂号费，特别是主治医师、专家们的挂号费、诊疗费不报销，或报销很少。所以，很多患者宁可高价买药，也不愿增加医生诊疗费。最终的结果呢？又回到了医生卖药，以药养医（医院）的老上来。 从利益者的角度来看，药企和患者反而是有共识的，因为很多药品可以走医保，患者花同样的钱获得更多的药品，满足了吃药治病的心理安慰。而药企也实现了药品销量的持续增加。但现实中，重复医疗、过度医疗、超量用药等的执行者，是医生，常此下去，医患关系就慢慢的扭曲了。 医生本应该是被尊重的，他们有高超的医术和救死扶伤的奉献。大胆试想，患者每次看医生出100元——200元的诊疗费行不行？普通人一年能看几次医生？为何偏偏要只花5元钱挂号看一次医生，然后花几千元做各种检查、买贵药、多买药治普通小病，如感冒、肠炎等？而实际的感冒药、肠炎药的出厂价格可能还不到100元。 重复医疗、过度医疗、超量用药不仅只在中国存在，美国也一样。美国医保支出占P的18%了，而60年只占5%。美国每年人均医保支出近一万美元，而60年才70美元，超百倍的增加，这背后是大型医药企在，同时也有商业医疗保险的助推。 以美国阿司匹林（主要用于治疗发热、疼痛及类风湿关节炎等，简称阿片类药物）超量乱用为例，因为在西医里，所有治不了的疾病和病痛，就是吃止痛类药物。有研究统计，美国每年实际用掉的阿片类药物，是基本应该用量的30倍，过度用药、过度医疗已经成为美国医疗体系的惯例。 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中国在美国应邀去州议员家里做客，美国议员的太太患有严重的手指关节痛风，打针吃药已经无法止痛，只能手术摘除手指关节，然后依靠常规阿类药片维持镇痛，双手基本就是残废了，但确实不再那么疼痛了，这就是典型的西医治疗方式。 中国当前每年医保支出占P的2%多一点点，即使加上商业医保等补充医疗保障的支出，也不超过P的4%，应该说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中国的医疗救助及相关配套服务还远远不够充分，中国因病致贫、致困的家庭还大量存在。因此，中国未来的医疗服务业发展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医疗服务是个大工程，系统性工程，牵扯全体国民，必须要由牵头来做。要让药品从生产出厂，到患者服用之间的中间环节尽量减少，真正做到医疗机构、医药企业有激励，患者看病能、能放心、能满足。所以，中国的医疗服务和医药产业还有更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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