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早期的关于金融功能的相关理论，诸如金融深化论、金融论，直到现代金融效率观以及最适金融结构论，学术界对于金融功能的认识不断深化。新金融效率观给予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更科学地去重新审视融资机制问题，从而为促进金融效率的量化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健全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金融活动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水平明显滞后。从经济发展史看来，一个国家金融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不仅如此，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两个论断已经被历史经验和理论同时证明。 近几年，金融效率的研究已经成为金融结构和金融机制的研究核心，在金融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加入WTO后中国的金融发展与金融体制已进入攻坚阶段，金融制度性缺陷、结构性矛盾、信用的缺失、宏观金融干预的不力以及普遍存在的惜贷现象等问题均可归结为金融效率的低下。作为转轨国家的典型代表之一，我国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和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金融与发展以及金融效率不断提升的发展史。纵观其中，从其演进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在进行渐进性的经济体制的同时却伴随着滞后的金融；同时，中国金融呈现出量性增长有余、质性发展不足的格局。因此，进一步深化金融机制的，以及提高金融效率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的关键。 金融发展理论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出现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理论：第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论”和“金融深化论”，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第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第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近年来，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日渐升温，除了大量文献偏重于对前两种金融发展理论的评介之外，关于金融效率的研究渐渐成为金融制度研究的核心内容。提车选日子上述三个有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蕴含着不同的金融效率观，前两种理论对应着缺失的金融效率观，是不完全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则赋予了崭新的金融效率观，因而代表了金融发展理论的新方向。 Shaw和Mckinnon（1973）分别在其各自的著作《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中，进一步以落后国家为样本，研究了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在落后国家存在着“金融”的情况，即落后的金融体系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进而提出了促进金融体系发展的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在落后国家，市场处于分割状态，资源配置也处于无效率状态，市场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度，不能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尤其在资本市场更是如此，资本的配置很不合理，这本身也阻碍了资本的进一步积累。Shaw对于传统的货币观进行了，他认为，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货币是不同的。对于个人，货币是财富，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货币是金融中介，货币体系通过发行资金供给者愿意持有的真实货币和其他非货币金融债券，同时购买投资者愿意发行的初级债券，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整合，从而有助于动员储蓄，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提高投资回报率，因而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Mckinnon（1973）认为，在资本市场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内源融资型资本积累极其重要，这意味着货币成为储蓄者（投资者）进行资本积累的“金融通道”在一定范围内，实际货币余额与物质资本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补性。私人储蓄（投资）对于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及其稳定性相当，因此，较高的实际利率不仅可以提高资金供给者的储蓄和投资倾向，而且能够提高投资和资本存量的质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落后经济中普遍存在各种“金融”性政策，尤其是人为压低名义利率，造成真实利率不能反映储蓄的稀缺程度，扭曲了资本配置，也削弱了储蓄激励，同时导致银行和货币体系的规模很小，加剧了银行信贷的配给。因此，他们主张消除“金融”，实行各种以促进金融深化为目标的金融化和政策调整，尤其是放松利率管制，提高实际利率。另外，需要放松对金融体系的进入，减少行政干预，发展长期金融市场，取消外汇管制等。 不仅如此，Shaw（1973）与Mckinnon（1973）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落后国家存在严重的“金融”。他们认为，各种金融的体制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他们以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为蓝本，提出了金融化的政策主张。然而，他们没有深入探讨产生“金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如果实行导致“金融”的政策是由于其他因素而做出的一种内生选择，那么，仅仅改变作为内生变量的金融政策而引起扭曲的根源仍然存在，单纯的金融化是不足以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落后面貌的。 另一方面，金融深化理论强调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应当促进金融深化，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是复杂的，如何促进金融深化却没有简单的政策药方，仅仅“金融化”并不足以建立高效稳健的金融体系并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金融深化论未能将金融资源及其配置效率列入其研究的视野，对应着缺失的金融效率观。一方面，量性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金融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金融深化论完全竞争的假设现实，必然推出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有效配置。新古典经济模式下得出的政策——金融化也与经济发展无法协调。金融约束论的核心思想是，“适度的”金融是必要的。尽管金融约束论也未能出金融的资源属性，但与金融深化论相比，其蕴含的金融效率观更加成熟。其一，由于金融约束论考察了金融深化论假定不变的“外部条件”，其假设条件更加接近现实；其二，理论模型因考虑了更多因素而更加全面，政策主张因广泛采用研究，更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该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忽视了对金融脆弱性和金融效率的全面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金融化的实践及其实际结果的出现，学术界对于金融体系的认识也日益加深，尤其是对于信息因素在金融体系运行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Stiglitz及其合作者（Honohan和Stiglitz，2001；Hellmann，Murdoc和Stiglitz，1996）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其核心论点是，给定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等前提条件，由存款监管、市场准入等组成的一整套金融约束政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在金融体系比较落后的经济中，应当在宏观经济稳定、尤其通货膨胀率较低等前提条件下，通过存贷款利率控制、市场准入等一组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获取剩余的机会，以缓解金融机构和企业部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激励问题，从而推动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这种选择性干预应当是动态的，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应当逐步放松上述金融约束，以促进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金融约束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干预金融的作用，提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化并一定是实现金融深化的最优政策选择，适度的金融是必要的。 金融约束论尽管也未出金融的资源属性，但与金融深化论相比，其理论模型更加完善，政策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其蕴含的金融效率观更加成熟。其一，由于金融约束论考察了金融深化论假定不变的“外部条件”，其假设条件更加接近现实；通过扬弃金融深化论所的“阿罗·德布鲁”范式，为传统的最优理论帕累托有效配置加入了约束条件，符合“次优理论”的逻辑；其二，理论模型因考虑了更多因素而更加全面，政策主张因广泛采用研究更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金融约束论的缺陷主要是忽视了对金融脆弱性和金融效率的全面研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该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学者白钦先（1997）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率先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金融既是资源配置的对象，又是配置其他资源的方式或手段。金融资源学说有三个假设前提：一是金融是资源；二是社会、经济、金融是一复杂的复合巨系统；三是社会、经济、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行建立在相关资源因素协调运行基础之上。在上述三个假设前提下，可以构建以金融资源理论原理为准则，以金融资源协调理论为核心,以金融资源业务理论为基础，相互关联又相互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金融经济为一复杂的复合巨系统，其可持续发展不仅从动态的时序上强调各系统的发展能够协调、连续、不间断，而且注重各关联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没有良好的协调，系统就难以长久地持续发展，因此，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是金融资源学说的关键，其协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金融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新金融效率观不仅是对不完全金融发展理论的，也是对传统效率观视角的根本转换，其新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化的现实背景下，新金融效率观把金融作为主动性与主导因素，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来考察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对传统效率观（强调实物）视角的根本转换，为解决相关的经济问题找出了可能的主因——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2）金融资源可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第一层次：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第二层次：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第三层次：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稳定性更高，重要性更大，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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